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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关于印发周远清、刘利民、耿学超等领导重要讲话的通知

 

京高学会【2009】13号
 

学会全体理事、各研究会(分会):


  在2009年3月21日召开的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刘利民、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会长耿学超分别做了重要讲话,对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的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现将几位领导的讲话印发给你们,希望根据讲话的精神和要求,结合各团体会员单位和研究会的实际,认真学习和贯彻。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
                                                         2009年4月16日

报: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领导
北京市教委人事处、高教处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社团办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送:学会名誉会长、顾问
发:学会各位常务理事、监事、理事
    各研究会理事长、秘书长

 

周远清会长在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
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009年3月21日

 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会议。首先我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感谢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做出的很出色的工作,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是一个很活跃,也卓有成效的学会,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工作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所以首先我感谢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的各位理事所做的工作,另外预祝第八届理事会能把工作做的更好。
    中国高教学会可能是教育系统学会里面最大的一个,有120个分会,刚开完秘书长的会。多年来在大家的努力下,这个学会逐渐活跃起来,声誉也逐渐提高。我们每年总会有一个国际论坛,现在已经开了第九次。这个论坛是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研究的峰会,每年一个题目,今年在浙江,主题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明年在江苏,后年在昆明。国际论坛逐渐在施展它的影响,特别是一些知名的研究专家和大学教授经常参加这个论坛。
    总会上一届理事会我们提出大力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工作。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在国内是个弱势群体,我曾经说我们的校长们什么学科都研究,来个新学科赶紧研究,生物学科、化学学科,唯独不研究自己,不研究我们的教育。这几年大家慢慢的重视了,现在像清华也有博士点,北大早有博士点,浙大也有博士点,南京大学也有博士点,逐渐地博士点越来越多。学会花了两年的功夫编写了一套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教学参考用书。每年的国际论坛都设有博士生分论坛,很受欢迎,每年评选五篇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论文,有一篇论文出乎我们的意料,已经入选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高等教育学的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博士论文不是那么容易的,也是出乎我的预料。另外老一辈教育家写了本书,名叫“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传略”我建议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看完认为这本书功德无量,都是已经去世的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本来我们接下去要搞共和国教育家,就是在世的,再有是现当代教育家,这个难度很大所以现在还没有开始。“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传略”一书,我们把老一辈教育家,当然大部分首先是革命家,他们在教育上的成就、思想凝聚总结起来,应该说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全国高等教育学会还搞了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20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人去总结,我们高等教育学会去做。等等,我今天不再罗列。
    学会的作用应该说会越来越大,因为行政机构,按照改革进程应该更多的放权,很多事情交给群众社团去做,现在逐步也是这样发展,所以现在学会比原来更加活跃。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研究的认识也越来越高,过去我们的校长很少谈理念、谈高等教育的思想,现在不太一样,很多校长也写文章,发表议论,希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的理念、高等教育的思想。我说这几句话是希望北京市要更加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也希望做得更好,把北京高教学会办的更好。我多次讲到,这是个很重要的事业,并且越来越会看到它的重要性。我在学会快两届了,越来越感觉到社会也好,各个方面也好,越来越重视我们教育的研究,它确实是门科学。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今天借这个机会想说点想法。我今年70岁,一辈子都在高教战线上,有时候我说我在高教战线上“混”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么多年来经常也还在想高等教育的事情。由于“混”的时间比较长,认识人也多,想完以后也很愿意跟大家交流。所以抱着这个目的,有时候在各个地方如果让我说几句我也愿意和大家交流交流。今天想说这样几个问题:
一、改革开放30周年怎么来概括。
   高等教育是开放最早的一个战线,1978年清华大学的刘达同志向给小平同志汇报,讲到留学的时候,小平同志讲派遣留学生不是七个八个的,而是成千上万的派。当年上半年就派人到美国和欧洲联系如何派遣留学生。陈至立同志在《教育大国的崛起》这本书序言中说了一句,以邓小平同志亲自作出恢复高考及对派遣留学生的重大决策为起点,中国教育迈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步伐,高等教育战线的改革开放应该说在全国是最早进行的,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全国开放最早,现在已经到了边开放边收获的季节。我也是苦思冥想,想了三句话来概括,第一个大改革,第二个大发展,第三个大提高。我是学校来的,不太愿意用很大的词,也不习惯,但是这一次我确实觉得应该用“大”来表述,前年我写了文章,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现在进入大提高的阶段。可不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我们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最近这一轮改革所走的进程。
    大改革。大家非常清楚,虽然也有些争论,我跟老同志们说,我退下来有一句话叫做“人人都是教育家”,所以走到哪里辩论到哪里。我想人们应该会看到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最近的30多年来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记得我在位的时候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讲,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首先是大改革,哪些改革呢?我想归纳为三个:
    第一开放,开放就是改革。这句话过去还拿不准,去年温家宝同志在新加坡特别讲到开放本身就是改革,所以开放是个很大的改革。刚才我说大体有一个统计,比如教育部所属学校的校长、工程院的院士、科学院的院士、各个项目的接班人、带头人,大体70%-80%是海归派,也包括杨振宁先生回国。我也算一个改革的经历者或者是部分的参与者,我们这些年进行的许多改革是学习了各个国家成熟的经验,很多东西是学了别的国家先进的经验。
第二大改革叫做体制改革,五大体制改革,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招生就业体制、经费筹措体制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我就举点小例子,比如最近中央大部制的调整,我们的高等学校不要调整。大家可能没觉得,其实过去很多中央部属院校,中央部门一调整学校都会连带有很大调整,但是这次不需要。因为在前些年我们高校已经进行了调整,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当年改革已经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基本上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现在中央体制也可以说政治体制的一些调整,我们不需要再去进行调整。
再说缴费改革,我当时是参与者。我经常跟校长说,中国的缴费改革是成功的高等教育改革,如果没有缴费改革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现在初步的估计是学生缴费占整个高等学校投入的30%,政府的投入占40%多。现在还有些地市学校的经费,70%、80%是靠学生缴费,20%、30%来源于政府,中国的校长跟外国的校长不一样,外国的校长给他多少钱他办多少事,中国的校长不是,你不给钱他也办事,借钱也要办事,借了两千多亿盖了很多新的校舍,要没有缴费银行都不借给你。其实建了这么多校舍,我个人觉得,是为国家积累了一批优质资源,这些学校周围的地价猛涨。另外它跟饭馆不一样,它是越来越增值的优质资源。所以学生缴费的改革我认为是成功的,当年是有很多周折的。英国有个教育专家跟我聊天的时候问我,中国为什么搞缴费改革?英国搞了缴费改革后媒体五年内议论纷纷,中国为什么进行改革?我当时跟他说了两句话,我说理论上站得住,实践上有可能。非义务教育阶段可以收费,其实这个收费我们当时思想斗争也很多,过去讲党和国家培养了我们,缴了费怎么说呢?实践上有可能,当时确实有一部分家长可以分担一些教育经费。当时我们限制清华、北大收费为1000块钱,为什么?限制1000块钱别人就不好超过你,但是报刊记者瞎说,说这几年学费增加了50倍。什么是50倍?如果当年1000,50倍就是5万?哪个学校5万?当然学费贵不贵?也贵。但是现在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城市一平米房子是1万,北京可能还贵,一个学生四年4万,也就是4平米房子。
    不管怎么样,收费改革是中国高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功的改革,由于有了这个改革,所以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几年能够得到持续的发展。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我们研究的不够,完善体制改革不够。再有一个就是学校的合并等等,今天我不再仔细说了。这个体制改革,包括就业,过去是统的,我曾经在报刊上意见最多的时候,翻了翻我各个年段的讲话,当时搞这些改革时是怎么说的呢?翻出来有两条,我们高等教育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如果不改就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它的弊端是什么?两条,“一包二统”,学生入学由国家包下来,学生毕业也由政府统起来。办大学国家包下来,没有私立大学,一切由政府统起来,包括就业也是由政府统一分配。“一包二统”绝对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就得改,这样就归纳了五大体制。一位教育专家跟我说,他说我看不只五大体制。我看主要是这五大体制,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招生就业体制、经费筹措体制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这几年应该说我们对体制进行了改革。
    再次是教学改革。当年我曾经把教学改革归纳了这么几个问题,现在有一些同志说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专业设置过窄,教学内容偏旧,外语水平偏低,培养人才模式单一,教学方法偏死,人文教育过弱,这是当时的语言。所以一边进行体制改革,一边进行教学改革。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核心。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其中有一句话是“机制和体制改革是关键。”所以我们抓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核心,开展了当年的大改革。
    大发展。讲两条,第一讲讲“211”、“985”工程。学位办组织对“211”、“985”做了个调查,我也看了这个调查。“211”、“985”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这在一部分范围之内,所以大家不是太关注。“211”、“985”工程的实施,使中国高等教育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台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记得当年国外也关注中国的“211”,我们叫“211”,他们叫“二一一”,“二一一”是什么东西大家也搞不清楚。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985”,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北大讲建设若干所世界先进的一流大学。其实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施过重点项目带动一般高等教育发展的教育计划,日本搞了一个尖端计划,去年他们有四个诺贝尔奖,他们认为是那个计划的成果。这是世界性的一种重点建设,中国是“211”、“985”,所以这次《纲要》讨论时提出要坚持继续开展。当然光是这个还不够。我们有时候说,像清华2005年来了九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为什么来?10年、20年以前为什么没人来,过去都是几位华人学者来呢?现在有了交流的空间。头几年海外回国的到清华求职,四个人取一个。可以说“211”、“985”是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讲规模的扩大。规模的扩大有很多的争论,现在慢慢好点。我个人不是个激进者,当时讨论的时候我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就业怎么办,第二个是质量怎么保证。大发展按照陈至立的话来说,有点控制不住。其实我以前讲过,发展只要一声令下,很快就发展起来,要提高质量得苦口婆心。开始很快,第二年、第三年有点控制不住,各个学校各个地方都希望大发展。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再坚决点,多研究点就业怎么办,包括招生专业怎么办,师资队伍怎么办,有几个问题都研究到,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怎么办?我前年参加总理座谈的时候,我说顺乎了潮流。我们参加“两会”,很多两会代表提出来,中国大改革以后必须要有大的发展。很多省里同志说,现在大学一个老师不增加,增加一倍的学生肯定没有问题。另外大改革以后必然面临一个大的发展。从1995年的600多万到2005年的2000多万,应该说没有出任何问题,没有说哪个地方出了什么事故,闹得事控制不住,没有。这次大发展还是平稳的在进行,一直发展到2000多万确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来之不易。最近这几年我们使劲在控制,使劲控制也有很多的困难。前年报上来的数字比下去的数字多30万,十一五规划报上来的规划比下去的数字一年多70万。大家有这种愿望,并且没有钱,借钱也要发展。大发展使中国由一个高等教育的小国或者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国,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这里最大一个争论就是教育质量。我到广东去,记者围着我,因为有一个市委组织的理论研讨会。头天晚上记者问,社会都认为现在教育质量下降了,教育部认为提高了,你怎么看?我说了一段话,我说我个人不太同意在一段时期里去辩论教育质量是提高还是下降的事。这不是说今天你提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或者是把我放在争论的焦点上。1993年、1994年就是这样,那时我在高教司当司长,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质量提高了,素质下降了,老师的BP机叫,学生的BP机也叫,北京林业大学的一个副教授卖馅饼,除《光明日报》外所有报纸都登了。认为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先兆。质量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不赞成去辩论,不赞成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去辩论高等教育质量是提高还是下降了,有提高的东西,也有下降的东西,也有不理想的东西。这次也是这样,过去高中毕业生只有四分之一人上大学,现在四分之三的人上了大学,你怎么辩论这个质量?
    我记得当年我提了“四个投入不足”。最近安徽有一个教授给锦涛同志写封信,他说现在问题是“四个投入不足”,跟我当年说的一模一样,当年我们把学校分成三类,一类学校教学滑坡,一类学校教学在严重滑坡,还有一类学校教学有滑坡的趋势。当年很多地方认为是教育部第一次,其实也不一是第一次,说自己的问题。所以部委要求各个学校自己对号,是滑坡还是严重滑坡,还是滑坡的趋势,大部分说是滑坡的趋势,我说这也好。过一年半,整个的高等教育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跟着是面向21世纪教育教学改革,专业调整步伐加快。头一段我也是这个观点,我说不要辩论质量是提高还是下降,短期内辩论不清楚,有提高的地方,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最后不会有结果。关键要归纳我们的问题,很好的进行总结。
    大提高。现在进入了大提高阶段。提高比发展、改革都难,这可能是个很持续的、比较长的时间的问题。大提高我认为现在没完全到位,我走到各个地方,政府的官员,包括学校的一些同志,谈发展谈的津津有味,最近一两年稍微好点,谈提高没兴趣。后来再问,采取什么措施更说不清楚。所以证明要提高,要抓质量,并没完全到位。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一轮改革最后教学质量下降,我们不能说这轮的改革成功了。所以提高是个很大的问题,大提高,我用了“大”字,不是小提高。
大提高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师资队伍的建设,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前阶段高教社和教学中心举办了18个基础学科的论坛,我去了13个论坛,这个会一般是300人,但是每次都600、700人,很多老先生也去,推着轮椅,夫人陪着去。到那一看许多都从一线退下来了,有的已经过世了。新的一批接班人有没有起来呢?也培养了一批新的接班人,但是它的质量和数量要跟原来解放后培养的比,差得不是一点半点。特别这几年大量进年轻教师,有些人跟我说,他们听课几乎堂堂主讲教师都有错。我们怎么去教优秀的学生呢?甚至一个很大的学校,学生的旷课率或者说达30%,并且跟讲课的质量没关系。很大的学校,不是一般的学校,我不好说这个名字,长期的调查结果是这样的。大家想想这是什么问题?所以我当时说两个问题,第一个师资队伍建设是重点和难点,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师资队伍建设经常在说,说的耳朵都没有反映了。其实师资队伍是重点和难点,当年我记得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是管理体制的改革,现在大提高的重点难点我认为是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第二个问题教学方法的改革可能是切入点和突破口。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在1994年说过,总有一天要来一次教学方法的大改革,现在是否到时间了。中国的教学方法不改革,我们培养不出创新高级人才。
这就是我说的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
    改革开放30周年究竟留下来什么东西?沉淀下什么经验?开放是前提,改革是关键,质量是中心,理念是先导。这个话不太连贯,但我认为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体会。开放是前提,我们一开放,一下子把我们的学生送到了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地方去。现在也有学校提出来,把最好的学生送到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去培养,我觉得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清华就明确提出来,把最好的学生送到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去培养。当然现在的条件比原来要好多了。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个人觉得,第一位的事情是开放。建设一个更加开放的高等教育,建设一个更加开放的北京市教育,建设一个更加开放的北京大学。我多年的体会,开放是个前提。
    改革是关键。这次中长期发展规划讨论的时候,大家比较一致的认为今后改革是个关键。不是别的是关键,刚才我讲科技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讲到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是关键。讨论过程中,很多同志认为今后中国的教育完善改革、深化改革是关键。中国还有很多事情,并且很多改革过去做了,后来又回头了。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成效与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中国的高等教育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有新的突破,我觉得我们的中长期规划也好,或者什么规划也好,就不会有亮点。比如说学校的自主权,很多体制上,包括原来“一包二统”带来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中国高等教育往前走是不太容易的。
    质量是中心。30年的改革有一条,始终没有放弃要抓质量,虽然抓的有时也不是太好。很多专家批评中国的高等教育,你们天天在折腾,折腾什么?折腾体制。没有好好的抓质量。所以我们明确说我们的改革,如果教学质量下降那就失败,不可能说是成功的。今天也是,质量是中心,但是质量不太会被人们关注。教学方法的改革可能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
理念是先导。这是这轮改革的经验,大家真正体会到理念是先导是从这轮改革开始。有一年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展思想讨论,南京大学开展了大半年,很多本科院校去那学习,清华也是。我记得当时清华的学生说我们都是各个学校来的优秀学生,到清华大学把我们培养成一个样了,没有个性。这句话对我印象很深,今天我又提出这个。这次在讨论高等教育强国的时候,清华大学校长特别提到,我们也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我觉得现在不只一个校长,很多校长都是这样认为的,这在十年二十年前是不可能的。
这是30年的改革究竟沉淀了什么,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四句话“开放是前提,改革是关键,质量是中心,理念是先导。”
二、我个人觉得现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又”到了对不对?
    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的阶段。在大提高的过程中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陈至立同志前年在全国会议上提出,加快由大国向强国迈进的步伐,她为这个做了很多准备,事先开的座谈会我也参加过,这个口号得到广泛的响应。我们高教学会筹集了600万的资金,在全国开展了13个课题的研究,今年要汇报中间研究成果。我请陈至立当顾问,她马上就答应了。几乎集中了我们国家所有的教育专家和主要的一些有教育思想或者平时比较活跃愿意参加的学校的校长,在国外做调查,在国内做调查,做分析。中国确实到了由大国变强国的时候,这个不仅是教育决定的,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决定的。
    国家提出了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我也有幸参与了高教这块。我说了点想法,这个《规划纲要》跟过去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有点不一样,这个《规划纲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非常明确的一个纲要。当年的《纲要》当然很重要,岚清同志接手教育的时候总说,今后怎么做就照《纲要》做,写的非常清楚了。但是那是指到2000年,2000年是一个自然的世纪交替的年限,而这次的中长期《规划纲要》是指2020年,2020是个什么年?为什么是2020?这次的《规划纲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非常清晰的一个《规划纲要》,过跟去不一样。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跻身于世界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世界许多国家所走的一条道路。有20几个国家是走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当然还有资源型、依赖型,各个国家走的道路不一样。中国确定2020年跻身于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这是国家发展的一条道路。另外三中全会确定2020年农民的收入要翻一番。
    所以2020年对中国来说,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们现在研究的不够。为什么2020年这么重要?经济学家也包括科学家们的研究认为,21世纪的头二十年,是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科技规划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抓住和充分利用这个机遇期。”当然现在已经过了很长一段了,我自己觉得我们对这个机遇期研究的不够,抓没抓住现在也说不清楚,但是今后要抓住。所以我自己觉得,小康社会、2020年,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包括我们的教育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联系到我们“211”的成果,“985”的成果,世界各个国家都在总结重点建设带动其他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些经验问题。想到这里,我认为又到了一个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这个时候很需要我们全国,特别高教战线坐下来好好的想想今后干什么,改革什么,还要不要改革。所以中央提出大辩论、大讨论,这些都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长期发展规划如何制定得更好,目标比较清晰,措施比较有力。
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小康社会?大家可能认为小康社会没什么,好象我们已经都到了。其实不是这样,我前阶段又重新看了我们党十六大、十七大关于小康社会问题的论述。我也想过,是不是我们应提出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2020年呢。我们曾经在跨世纪的改革中提过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那时候提这个思路的口号还是有不少的影响,我记得当时提出要把水平更高,质量更高的高等教育带到21世纪去,把体制和机制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带到21世纪去,把一个效益更高的高等教育带到21世纪去,把一个具有现代化教育思想的高等教育带到21世纪。今天是不是应该琢磨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到小康社会?我觉得我们的学会可以更多的发表看法,我想有几点:
第一,是不是应该有若干所学校更加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我记得北大、清华当年在规划制定一流大学的建设,都是以2025年左右作为时间界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其实清华、北大在1998年5月以前就提过,当时还是一个学校行为,江泽民同志一讲那就变成党的一个号召,加上教育部陈至立同志有个礼拜天把清华、北大的校长、书记找过去,我也参加了,正式宣布清华、北大建设一流大学立项,从那时开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变成一个国家的意志、政府的行为。这么多年怎么样?其实大家有机会可以到学校做点调查,我觉得学校确实跟十年、二十年前绝对不一样。比如清华大学每年有400多位洋教授在那里从事教学科研。北大是多少我不知道,这在十多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一年有上千位学生和教师到国外去交流,这种东西在过去一般不太可能。现在到小康社会,是不是应该提出有若干所大学更加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有一批学校达到或者接近世界高水平大学。
第二,我们的体制、机制,是不是更应该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想,当年的体制改革不就是要使高等教育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吗?比如就业就是很大的问题,如果还是统一分配,都当干部,就不可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现在改成双向选择,就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当然现在不适应的还有很多。是不是基本上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是不是应当培养一批在世界上有影响、有竞争能力的学者?我们的教学水平、办学水平,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很明显的提高?
回过头来说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对人才的培养有三点很值得我们讨论的:第一,到小康社会我们国家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要有明显提高。第二,要满足人民群众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第三,要完善现代化的国民教育体系。我们如何来适应小康社会?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到了一个或者又到了一个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候。同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任务,把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到小康社会,使我们国家到2020年大家享有小康社会水平的高等教育。
谢谢大家!
(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审阅)

 

刘利民主任在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
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009年3月21日

尊敬的周远清会长、各位来宾、同志们:
今天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隆重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并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理事会。我谨代表市委教育工委和市教委,对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为北京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对第八届理事会选举产生、耿学超同志连任会长表示祝贺!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是北京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学会深入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断探索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努力促进北京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完善,提高北京高校教育质量、科学水平和办学效益,为首都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和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对于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今后的建设发展,我讲两点意见:
一、密切联系会员,积极服务社会
北京高等教育学会的工作,直接关系着北京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质量提高,关系着高素质人才培养和对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学会要与会员单位密切联系,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及时了解会员单位新情况、新需求,切实解决北京高等教育实际问题,不断提高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和普适性。同时,要充分发挥会员单位作用,整合高等教育研究资源,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全面推进首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
北京高等教育学会的工作,也关系着首都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着“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建设。北京高等教育学会要与会员单位一道,在认真研究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今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城市建设与管理、新农村建设、民生问题等重点问题做出科学研判,有针对性地调整高等教育研究方向和重点,开发、储备更多人力、智力资源,主动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二、政治坚定,学术活跃
北京高等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推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更大力量,是北京高等教育肩负的历史使命。北京高等教育学会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杜绝多元化,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培养政治过硬、能力突出的高素质人才服务。
在政治坚定的基础上,北京高等教育学会要继续营造良好学术氛围,不断发扬学术民主精神,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形成北京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为首都广大高教工作者提供一个工作交流、学术探讨的自由民主平台,进一步巩固北京高等教育事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同志们,北京高等教育学会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让我们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建设人才,推动首都高等教育科学发展而不懈奋斗;为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繁荣、文明、和谐、宜居的首善之区,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谢谢大家!

 

耿学超会长在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
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009年3月21日


各位领导、各位理事:
十分感谢组织上的信任和各位理事的厚爱,选举我担任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的会长,我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多年来,在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社团办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关心和指导下,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历届理事会组织和团结北京高校团体会员单位和研究会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推动北京高等教育事业的深化改革和持续发展,为繁荣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借此机会,我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学会工作的各级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的各位领导和全体理事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对学会历届理事会的各位领导和理事表示衷心的感谢。
    关于新一届的理事会的工作,我们将根据今天周远清会长的讲话精神和刘利民主任的讲话要求,以及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今年的工作要点,秘书处准备研究起草一个今年的工作意向,然后发到理事单位,特别是常务理事征求意见,尽快把今年的工作计划制定出来,会下我们会抓紧做好这些工作。借这个机会我谈一点做好学会今后工作的初步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学会的工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论是在学术领域也好,工作领域也好,这都是坚定不移地要坚持的指导思想;同时我们要认真的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就是刚才利民主任讲的,我们力求做到政治上要坚定,学术上要活跃。
    第二,学会的工作要做好三个服务。第一个服务是为首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服务,特别是要抓住一个时期首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像近期国家和各省市、北京市都在研究制定教育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纲要。利民主任要求学会积极地投入到北京市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工作中,发挥高等教育学会的优势,为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调查研究、出谋划策,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第二个服务是为提高首都的高等教育质量服务。刚才周远清同志也讲的很清楚,我觉得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就是学校的中心工作的主体,因此深入开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也应该成为我们高教学会的重点工作和日常工作。我们高教学会的团体会员,各个高校,包括二级学会,能够不断地对当前高等教育质量状况开展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不断地总结各个高校、各个院系、专业、一些教师提高教育质量的经验、做法,而且不断地去探索教育的规律,把一些学校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推广,进而带动高等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第三个服务是为高等学校服务,就是为我们会员服务。我们希望从会员单位的需要出发,从实际要求出发,来研究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难点问题,组织一些课题,一方面去调查研究,一方面进行交流、积极探索,为各个学校参考,为市教委的行政决策做参谋。所以在这些方面学会还是大有可为的。
    第三,学会工作要充分依靠广大会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学会工作做的好坏,主要就是会员单位的共同努力。广大高等学校开展高等教育研究,是我们学会工作的基础。另外我们还有一支力量,有60个二级学会,这60个学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推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职能部门的管理水平的提高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些二级学会从目前的状况看,比较好的、比较突出的大约占三分之一,大多数都能开展工作,但是也有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学会活动开展较少,甚至个别的停止了,所以我们想进一步整顿这些停顿的研究会,让他们更好的发挥作用。有一个研究会秘书处的同志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讲的很好,“服务产生凝聚力,活动产生生命力”。我们学会就是要通过服务,通过开展活动来凝聚大家,来推动发挥学会的作用。当然我们这个活动不是说追求数量越多越好,而是要讲究实效,要有计划的根据大家的需要去开展。
    第四,加强学会的自身建设,不断的总结经验,坚持开拓创新,把学会管理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学会的自身建设和秘书处的日常管理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北京有一个民办教育协会,专职工作人员有36名,其中硕士研究生以上的有22名,这个协会的秘书处能留住这么多研究生,搞的非常活跃,我们高等教育学会也可以借鉴民办教育协会的工作经验。民办教育协会挂靠在北京城市学院,当然占的都是学校的编制。他们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也打算用三五个专职编制,来推动秘书处的工作。
    改选以后,新当选的成员大概超过50%,理事变动比较大,不少研究会也要陆续换届,许多年富力强的高校党政领导或教师充实到学会领导机构中,为学会的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希望新一届理事会的全体成员,无论是连任还是新当选的,都应当认真学习民政部和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加强社团管理和规范化建设的有关文件精神,依法办会,照章办会,按照群众性学术团体的自身规律和要求开展学会的各项工作。学会秘书处作为理事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要在常务理事会的领导下,不断的加强自身建设,根据工作需要和更高的要求,充实和调整秘书处人员,强化日常管理工作,改进工作方法,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为努力开展学会的各项工作和各高校团体会员单位、各研究会服好务。
    同志们,在新的一年里,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有信心在市委教育工委和市教委的领导下,在各高校党政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本会章程,充分发挥学会的优势和特色,不断总结经验,开拓创新,扎扎实实做好学会的各项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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